“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战略思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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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二十大以来，随着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近年，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加速融合发展，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科技创新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为开拓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中国路径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窗口。从三大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看，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50%，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1970年，第二产业占比达到了40.5%，成为最大产业，中国工业化加速；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45.5%(2015年超过50%)，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工业正在进入中后期①。2024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6.8%、36.5%和56.7%②。在产业结构协同演进过程中，我国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以先进生产力为代表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202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③。作为产业结构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我国科技创新也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3.6万亿元④。《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显示，我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十位⑤，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的排名(第十位)相当⑥，在全球百强科技集群中，我国拥有26个，数量蝉联世界第一⑦。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5%以上⑧。“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从粗放向集约、从依赖要素投入向依靠效率提升与创新支持转变的关键力量。此时如何更好地理解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处理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问题，是事关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统筹发展，事关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产业自主可控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问题。一、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一)科技创新通过提升创新效率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科技创新内容广泛，既涉及原创性科学研究，也包括公共安全、公益健康、社会发展、产业迭代共性技术等战略性研发安排，还包括旨在推动制造业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数实融合等技术创新，更包括有利于产品、工艺、组织、市场、商业模式等多维度创新的相关制度[1]。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创新呈现出两种重要类型，即组织性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和自发性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前者意指聚焦“四个面向”战略任务，通过各种政策设计和引导激活更多的创新主体，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和有能力的民营企业主动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工程的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活动；后者是指一些有能力的创新主体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基础技术积累等，自主自发地进行旨在提升自身能力的科技创新活动，且这些活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四个面向”战略任务。组织性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通常由政府主导或深度参与，体现出较强的计划性、系统性与公共性，目标是满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未来发展战略的需求，弥补市场机制失灵下的创新短板。这一模式往往涉及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科技领域[2(]见表1)。自发性的非战略性科技创新，通常由企业在市场机制驱动下自主开展，其核心动因是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与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这类创新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应用导向，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与技术变迁。这些科技创新不仅为企业自身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市场需求，培育了新的产业形态，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还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它们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推动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扩散。这两种类型的科技创新都是锚定国家战略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使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既发挥了政府对科技创新资源的宏观引导效能，也激活了市场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突破，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格局与新赛道布局，进而推动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实现非对称赶超与变道超车[3]。无论何种类型的科技创新，其从无到有都需要借助产业创新这一载体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产业创新是指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或商业化应用到具体的产业和产业链上，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产业创新不仅涉及一个新产业的发育成长，也包括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变革、裂变、重组、融合和再生，还体现在资本、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优化组合上。它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壮大的实体载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有赖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以创新为核心的现代科技治理体系，最大化释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潜能[4]。(二)科技创新通过优化结构体系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拥有14亿人口，实现如此庞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其复杂性和挑战性巨大。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模式，也不依赖剥削与侵略，而是开辟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5]。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作为核心价值，强调“人本逻辑”而非“资本逻辑”。这一进程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和创新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探索不仅为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首先，“十五五”时期，产业结构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正处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交汇期。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安全仍面临产业同构化的“内卷”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外阻”，以及结构性失衡、错配与低效、关键环节受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不足，产业体系整体韧性有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程度仍显不足。因而，产业结构现代化不仅是产业内外新旧更迭的动态过程，更是三大产业在演进中不断重塑平衡的历史进程。产业结构现代化，是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使产业体系向高效率、高质量、现代化方向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与高效化。产业结构现代化不仅是传统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升级，还体现在以工业化、服务化等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更体现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战略协同、融合发展和自主安全上，其核心是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其涵盖了三次产业及其之间的传统产业（老旧产业的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的协同发展。其次，从宏观层次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生产力跃升的结果，也是生产关系交互影响和变革的结果。作为多层次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劳动力结构、社会结构等要素也深刻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孕育生成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也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个重要反映；从中观层次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新的产业结构，而新的产业结构是融入了新的科技创新要素并与其他传统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三大产业间及其内部的关系变化，既有工业化、服务化、信息化，也有新型工业化、服务制造化、制造服务化，还有价值链的高端化、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智能化等。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过程中，这些变化更多地表现为三大产业内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变化、交替与迭代，即传统产业转型焕新的重构效应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建构效应；从微观层次上看，就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所表现出的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演化和共生发展，既有网络渗透式的产业创新，也有点状突破式的产业创新，与政府支持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和企业自发的非战略性科技创新共同作用，形成了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见图1)。再次，产业结构现代化不仅关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更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着未来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竞争地位[6]。产业结构现代化并非只是产业类型的更替或比重的调整，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新旧产业之间的协调共生，以及产业体系内部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与要素组合方式的深度重塑上[7]。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为重要方向、以结构高端化为关键路径的发展范式转型，涵盖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三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框架[8]。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是提升整体产业体系质量的关键一环；新兴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未来产业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制高点，是国民经济的蓄水池，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引领性，包括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类脑智能等，尽管未来产业尚处于孕育阶段，但其技术突破将深刻改变未来的经济社会形态。产业结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结果，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难以复制的国家战略资源。合理高效的产业结构不仅能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稳定性，还能在面对国际竞争与外部冲击时提供战略回旋空间。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结构层级，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9]。最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不断拓展技术前沿，“从无到有、从有到用、从用到优”的迭代式产业创新，推动新知识在研发、设计、制造和市场等价值链环节的落地与升级，从而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互动的复合系统[10]。具体而言，创新链在知识创造、生产与扩散三个维度上具有生成与传导功能，而产业链则通过上中下游的分工协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者的链接不仅强化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而且推动了“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产业结构现代化系统演进路径(见表2)。(三)科技创新通过联动协同机制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在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联动协同体现在传统产业焕新重构机制、新兴产业壮大建构机制、行业界限交叉融合机制三个方面。1.传统产业焕新重构机制科技创新通过在产品、流程与服务中引入新知识与技术，优化传统产业的要素组合，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11]。在市场竞争驱动下，企业开展自发的非战略性科技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与利润，实现技术迭代以及敏捷响应市场需求；在政府引导下，开展有组织的战略性科技创新获取发展优势，从而推动产业质量、效率与影响力的不断扩散，最终促进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1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4.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66.4%，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为53.2%⑨。此外，全国已培育逾3万家基础级智能工厂、1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⑨。这些科技创新实践主体通过推动数字、智能、绿色等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深度融合，激发企业自发创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绿色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新兴产业壮大建构机制科技创新正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孕育的核心驱动力。政策导向与数字技术积累正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并带动产业间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1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已达9.6万个，较2018年增长约45%，其产业占比提升约1.8个百分点⑩，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另外，科技创新通过长期投入与创新生态的构建，推动未来产业加速孵化，数字经济、量子信息、生物制造、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不断涌现新的